卢沟桥事件,卢沟桥事变是哪一年,卢沟桥事变是如何爆发的

1937年7月的那个深夜，星光暗淡，万籁俱寂，一支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到宛平城内去“搜查”，被中国驻军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反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根据蒋中正的传记《蒋中正》中收录的《何(应钦)上将军事报告》一文，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的秦德纯的证词：

“1937年七月七日夜十一时，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队在未通知中国北平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在国民革命军驻地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并之后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理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当时驻扎在卢沟桥的是国民革命军第37师219团吉星文部队的一营，营长是金振中。

由于时间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之后日军包围了卢沟桥，双方都同意天亮后派出代表去现场调查。但是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坚持日军入城搜索的要求，在中方回绝这一要求后，日军开始从东西两门外炮击城内，城内守军未予反击。在日军强化攻击后，中方守军以正当防卫为目的开始反击，双方互有伤亡。随后卢沟桥北方进入相持状态。”

今天，人们踏访宛平古城、卢沟桥，寻访抗战老兵，查找历史文献，专访历史学者，试图复活历史深处那段苦难的图像，探求事件的关键细节。

从1936年10月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日军以北平为目标，不断在宛平城北、卢沟桥一带及平汉铁路北侧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二十九军二一九团三营十二连老兵马步先在晚年回忆说：“1937年6月开始，日军就没日没夜地演习，有时就在宛平城边演习攻城，闹得我们白天晚上不敢脱衣睡觉，当时三营的主要武器是大刀，我们手里拿着大刀，刀片儿都攥出水了。”

1937年7月7日下午，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到达卢沟桥以北龙王庙附近。当晚，日军冒雨在龙王庙、大瓦窑一带实施演习。

亲历者的回忆

二一九团三营营长金振中在日后的《卢沟桥抗敌经过》中讲：“7月7日夜10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响起了一阵枪声。少顷……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的中国军队捉去了，他们要进城搜查……”

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机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为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金振中果断地下达了作战命令，冒着炮火登上城墙观察敌情，指挥部队还击敌人。宛平城中日开战打了3个多小时，日军在金振中第三营官兵勇猛反击下伤亡惨重，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而接近城墙，龟缩在原地待援。

中国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接到报告后回答说：“日军随意在我国领土内进行演习，完全是违背国际法的。事先既不通知，也未经许可，一名士兵行踪不明，我方不负任何责任。”这时，日本特务机关和丰台日军威胁说，如果不许入城搜查，就用军队包围宛平。秦德纯气愤地说：“我不知道日本人怎么这样野蛮！我方为了自卫，只有坚决抵抗。”

7月8日晨2时许，日军由丰台增派的部队在第三大队队长一木清直率领下与清水节郎所部会合，按计划占领了宛平东北的沙岗。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双方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

实际上，日方那位“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二等兵，因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20多分钟(一说约3小时)后悄悄归队。冀察当局与日军谈判之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日军不但隐而不报，而且蛮横无理地要求我守城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调查“失踪”士兵，还一再恫吓中方人员，若10分钟内还无法解决，严重事件将立即爆发。

5时许，双方还在谈判之际，日军的炮弹就接二连三地呼啸着飞进城内。驻扎在丰台的日军第三大队主力部队已气势汹汹地向我宛平城开来。天大亮后，东警戒线方向出现大队日军。

三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连续击退日军3次进攻。战斗开始后，日军歼灭了龙王庙附近的中方部队，进入永定河右岸，包围了卢沟桥。从被击毙的士兵身上搜出的证件表明，该士兵属于二十九军正规军。至此中方战死20名，负伤60名左右。5时30分，日军第8中队开始向中方军队进攻，双方进入全面冲突，战斗持续2个小时后逐渐沉静。上午9点半，中方提出停战，双方进入僵持状态。”

僵持阶段持续到7月9日凌晨2点左右，此间双方互有射击，但并无重大冲突。7月9日凌晨2点，中日交战双方对“日军占领永定河东岸，中方占领永定河西岸，日方撤走交战军队”达成一致，开始撤军，直到当日12时20分撤军完毕。

7月9，七七事变日之后，交战双方开始进入谈判，主要围绕“相关地区撤军”，“今后的治安保障”，“中方对挑起事端道歉”以及“取缔当地抗日活动”展开争论。同时日军也开始加紧对华北地区派兵，以增加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压力。这一派兵的举动客观上增加了华北地区的反日情绪，为以后的大规模冲突埋下了伏笔。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7月17日在庐山上宣布准备应战和必要时守土抗战到底的决心。7月19日，蒋中正发表了《最后的关头》的演说，正式宣布开始全面抗战。随后，7月25日发生廊坊事件，7月26日发生广安门事件，7月29日、7月30日，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卢沟铁路桥保卫战

日军第三大队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而不是许多人印象中的卢沟桥石头拱桥。守卫桥头阵地的只有二十九军二一九团三营十一连的两个排。他们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同日军展开拼杀，终因寡不敌众，6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日军也在河堤上丢下了上百具尸体。7月8日夜12时许，吉星文团突击队的青年战士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出其不意地将日军1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夺回了铁路桥和龙王庙，军心为之大振。

孙文涛当年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保卫战的指挥官之一。据他晚年在《人民日报》撰文回忆：当时，潜伏在铁路东侧的日军的轻重机枪及山炮一齐向宛平城开火，城上守军被迫还击。敌人是沿铁路向南展开队形，我军是从北向南打，正好给它来了个“穿糖葫芦”，把敌人揍得稀里哗啦。东方有些发白，双方军服的颜色还难以分辨，却发现日军帽子后边有“屁股帘”，这是大刀砍的。小鬼子刺枪术不错，但是不如大刀来得利落，刀起刀落寒光凛凛，杀得敌人鬼哭狼嚎，不是丢胳膊断腿，就是做了无头鬼，伤亡惨重。

1957年，一一○旅旅长何基沣曾撰文回忆：“7日拂晓，日军向县城开炮，步兵逼进城根，担任守城的我旅第二一九团立即予以还击，日军没有想到我军竟敢反击，伤亡甚多。第二天日军不攻城了，要求讲和。10日至15日又几次攻城，都被我军击退，17日以后又要求讲和。就在几次讲和期间，日军从山海关外调队增援，到部队调齐，又来进攻，日军田代司令官乘马到丰台视察阵地，被我军击中。”

双方的宣传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很多家报纸发行号外，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及时传递给了中国民众。一时间，群情激愤。“日本，凶！未必我们4亿多人还打不赢它？！”“揍，狠狠地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四处响起。

《申报》1937年7月18日《每周增刊》第2卷第28期的头条新闻可以看到相关报道：“我军将士愤日军之蛮横，为自卫计遂开枪回击，是日晨4时至5时双方战事极为剧烈，至上午10时战斗停止，11时后战斗又起，迄晚未停。于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的序幕就展开了！”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正在北平。在一次日军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斯诺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军士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兵撤出宛平？

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是事先预谋的，也可从事变发生之初，日军在几个小时内即制定的《宣传计划》可以看出。该计划指出：要不顾彼我伤亡，果断实行攻击，最迟于7月9日正午前后占领宛平县城；进行“言论统制”，“宣传的关键，在于先发制人”，要证明，“事件发生非我方有计划的行动”，“本事端是因中国军队的不法行为而突然发生的”。

卢沟桥事变到底是谁打响了第一枪？1944年，由当年指挥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最高长官、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升任日本侵略缅甸的第十五军司令官的牟田口廉也中将，曾得意洋洋地公开炫耀：“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引发战争的就是我。”他在笔记中也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

在卢沟桥亲手打响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第一枪的牟田口廉也被天皇裕仁亲授金鹰三级勋章，后因出征缅印惨败而自杀。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的，是日本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的，是日本为寻找借口，全面发动侵华战争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今井武夫，日本陆军少将，1935年任日本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后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中国课课长，积极从事侵华活动，奔走于南京、上海、香港、东京等地。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今井武夫写道：“1937年五六月间，日本东京盛传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

传着这样的消息：‘七七’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二战日本投降后，曾任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茂川秀和也承认：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

当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3天，即7月11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向华北大规模增兵。8月13日，华北战火正在熊熊燃烧，日军又在 上海燃起烽烟，企图两路夹击，完成对华作战，迅速征服中国。卢沟桥事变，中国人的一个噩梦，好在雄狮已醒！